从秦朝兴起一直到清朝灭亡，跨越两千多年，宦官始终活跃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。即使是朱元璋这样极度实行中央集权的皇帝，也不得不倚重宦官，这足以说明宦官在朝廷中的重要地位。宦官的权势虽然能够一时显赫，但却难以长久维持，因为他们没有篡位的风险，这正是帝王所期望的——一种稳妥的权力保障。宦官的权力本质上依附于皇权本身，他们就是皇权的产物和延伸。以刘瑾和魏忠贤为例，刘瑾最高官至司礼监掌印宦官，这是宦官体系中最尊贵的职位。尽管刘瑾在巅峰时期权势如日中天，但皇帝一句话便能让他一文不值，魏忠贤的境遇也类似，在天启皇帝的庇护下权倾朝野，但最终还是被崇祯皇帝迅速铲除。因此，对于皇帝来说，宦官无疑是最忠诚可靠的帮手和工具。
在宋朝之前，权力多由外戚氏族分散掌控；到了宋朝以后，女性和武将（氏族）地位被有意压制，文官的地位得到大幅提升，这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政治体制的进步。然而，随之而来的问题也逐渐显现：文官群体逐渐变得软弱无力，选拔机制的弊端导致学阀和门阀家族盛行。到了明朝中后期，局面变得更加严峻，朝廷不得不启用宦官，甚至让一些纨绔子弟担任干儿子，试图以“以毒攻毒”的方式挽回局势。朱元璋虽然制定了许多规矩，表面上严控宦官权力，但他并非愚钝之人，他早已为宦官设计了完整的官僚体系，实际上是与外朝相对应的制度安排。换句话说，朱元璋早就为宦官参政制定了制度基础，最终司礼监与内阁形成了对应关系，彼此制衡。
展开剩余65%文官的衰败始于土木堡之变，而于谦在保卫北京的战役中取得胜利，更是开创了文官领兵的先例。正德皇帝死后，皇权进一步被削弱。明朝历史上几个著名的宦官，如郑和、王振、汪直、刘瑾、冯保、魏忠贤，除了王振几乎一无是处，其他人或多或少具备一定才能，虽然私德未必高尚，但他们在皇帝与文官的权力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。土木堡之变发生时，朱祁镇已经成年，手握二十万精锐兵马，但面对三万瓦剌骑兵时，如果他能听从将领的建议，完全可以避免惨败。明朝历代皇帝都是操控宦官的高手，唯独朱祁镇被宦官所玩弄，他与王振一同拉低了明朝帝王的威信。王振作为明朝宦官中的败类，既无军事才能，也不懂经济管理，相比之下，郑和、汪直、刘瑾、魏忠贤的才干要强得多。
刘瑾实际上是正德皇帝的真正保护神。刘瑾死后，正德皇帝身边就被宦官势力渗透殆尽，不久便病死于溺水。所谓的“八虎”，实际上是文官强加的称呼，并非他们自取。文官对八虎的诛杀，也被认为是王岳与刘瑾权力争斗的结果。当时王岳是司礼监掌印，但弘治十六年，时任内官监掌印的刘瑾兼任东厂厂督。王岳与内阁关系密切，密谋诛杀八虎，结果阴谋泄露给了刘瑾。泄密者被广泛认为是内阁大臣李东阳，事后王岳等宦官被发配凤阳守陵，刘瑾则谢迁致仕，而李东阳继续留任内阁并成为首辅。刘瑾掌司礼监后，东厂由丘聚接掌，继而是马永成，西厂由谷大用管理，张永则兼任御用监掌印和乾清宫总管。张永作为八虎中最亲近正德皇帝的人，成为杨一清与其合谋诛杀刘瑾的重要原因。
明朝的灭亡根本原因并非宦官，而是东林党。东林党本质上是由士绅、官员、地主及富裕阶层组成的政治集团，几乎涵盖了社会的各阶层。该组织大量兼并土地，利用朝廷名义加重赋税，导致普通百姓负担过重，只能卖地为生，失去土地的人变成流民，流民不断引发社会动乱。东林党势力日益膨胀，逐渐对皇权形成强大压制。明朝几代皇帝，直到最后的崇祯皇帝，都难以抵挡东林党的权力侵蚀。到了这一阶段，即便是朱元璋重生，也难以挽回明朝的颓势，因为东林党已经深深侵蚀了整个社会阶层，成为明朝灭亡的根本祸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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